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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天津亲子鉴定人数比5年前增长一倍
2017年9月1日  常州婚姻家事律师
近几年,随着“通化串子案”“高峰亲子案”等事件的发生,亲子鉴定这种证明父母与子女血缘关系的技术手段越来越为人所熟知,也越来越普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到天津市血液中心要求做亲子鉴定的本市市民日渐增多,鉴定人数大约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而最终的检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的孩子都是亲生。

  就此现象,本市社会学家指出,亲子鉴定是柄双刃剑,它的普及是家庭关系不稳定的一个写照,同时是夫妻信任度降低的体现。

  明星事件带“火”亲子鉴定

  2004年底,“高峰亲子案”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因为这是国内首例名人亲子鉴定案。2004年11月18日,北京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公布了鉴定结果,根据dna检验显示:王纳文之子王圣元与高峰有99.99%的可能性为亲子关系。

  天津市血液中心免疫学研究室主任闫莉娜告诉记者,有时候,打电话咨询亲子鉴定相关事宜的市民会突然增多。“我们往往也是一头雾水,但可以肯定地说,一有明星私生子事件发生,或者电视台播出一些关于抱错孩子的电视剧时,前来咨询和做鉴定的人会明显增加。”

  鉴定人数比5年前增长一倍

  据闫莉娜介绍,今年截至目前,血液中心已经做了约60例亲子鉴定。“如今,血液中心每年要做100余例亲子鉴定,鉴定人数比5年前增长了一倍。”

  闫莉娜介绍,亲子鉴定就是通过dna技术来证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只需抽取3毫升的静脉血就可以进行检验,而且准确率超过99%。

  闫莉娜说,做亲子鉴定费用不低,一个样本是1105元,一家三口人就是3315元,如果不是受经济能力的制约,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来做亲子鉴定。“当然,现在也可以在没有母亲参与的条件下进行,那样会省下1105元,精确度也很高。”

  他们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

  暗自求证型——

  “人家都说孩子长得不像我”

  据闫莉娜介绍,前来进行亲子鉴定的人中,很多人是听邻居、朋友说孩子长得不像自己,又不敢和妻子说,于是偷着带孩子来做鉴定。

  今年初,王毅(化名)带着上小学的孩子来到天津市血液中心,填表、抽血期间,王毅一直一言不发,等孩子去接受抽血时,他才开始说话。原来,他是背着妻子来的,对孩子也只是说来验血型。

  王毅说,孩子三四岁时,他的邻居和很多朋友都说孩子长得不像他,开始他也不予理会。但这两年,他发现妻子总是神神秘秘地打电话,不知道她在外面有什么事,于是就有些怀疑了。以前,王毅也打过几次电话进行咨询,但一直犹豫,那天他终于鼓足勇气带着孩子来了。“我一定要弄清楚真相,如果孩子是我的,决不让别人再说三道四。”

  吵架赌气型——

  “把鉴定结果给他当离婚礼物”

  日前,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带着孩子走进天津市血液中心,这一回是女方执意要做亲子鉴定。

  今年35岁的刘女士(化名)介绍说,她是做公关工作的,在单位难免会有些应酬,有时为了陪客户,回家会晚一些,可是她丈夫就是不理解,总是让她辞掉工作回家,可刘女士就是不肯。最近一段时间,刘女士总和丈夫吵架,而每次吵架丈夫都拿孩子说事,急了就说孩子长得不像他,不是他的。“这次我非要来做个鉴定,让他看看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反正我问心无愧,拿到鉴定结果我就送他当离婚礼物!”

  采集证据型——

  “不做鉴定就要不来养育费”

  28岁的外地姑娘何灵(化名)一提起曾经做亲子鉴定的经历就开始流泪。4年前,涉世不深的她被32岁已婚男子张某的甜言蜜语打动,做了他的情人。后来,何灵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本以为有了孩子,他就会离婚和我在一起,可他却让我立刻打掉孩子,否则绝交。”

  何灵毅然和张某断了联系,独自生下了孩子。之后,何灵带着孩子去找张某,对方却说什么也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拒绝支付养育费。何灵通过咨询律师得知,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做亲子鉴定,以鉴定结果作为证据。

  各方说法

  闫莉娜主任

  做鉴定大多因为丈夫起疑心

  来做亲子鉴定的人都是什么情况?他们都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呢?对此,闫莉娜说:“做亲子鉴定的都有律师陪同,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们也不会多问,但有的人比较健谈,也想找个倾诉对象聊聊自己的情况。”闫莉娜告诉记者,通过了解得知,除了为出国定居、上户口等事项提供亲子身份手续外,大多数亲子鉴定都是因为丈夫怀疑妻子不忠而提出的。“做亲子鉴定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普通农民、工薪阶层到知识分子都有。”

  张振元律师

  不到必要时最好不做鉴定

  几年前,“通化串子案”轰动一时,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1981年10月29日,赵盛强妻子宫克在通化市人民医院产下一男婴。20年后,他们的儿子赵达在大学参加献血时,得知与父母血型不符,他们开始怀疑是医院抱错了孩子。费尽周折后,夫妇二人终于查明,当时与他们邻床的孙华东夫妇的儿子孙超酷似赵盛强。随后,赵家和孙家共六人做了亲子鉴定,证明孙超与赵盛强夫妇有血缘关系,而赵达与赵盛强夫妇和孙华东夫妇均没有血缘关系,从而引发“串子”事件。经过多方寻找,赵达的亲生父母及孙华东夫妇的亲生儿子至今没有下落。

  为此两家人分别向通化市东昌区法院提起诉讼。2003年7月23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通化市人民医院赔偿6名原告共52万余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

  天津孚惠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振元正是“通化串子案”的代理律师之一,他认为,夫妻双方应该互相信任,不到必要时最好不要做亲子鉴定。“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不忠,或涉及非婚生子女鉴定、子女抚养权认定的时候,才有必要做亲子鉴定。”

  王来华教授

  鉴定普及体现夫妻信任度降低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所长王来华教授说,亲子鉴定是柄双刃剑,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应该持肯定的态度。古代时是滴血认亲,很显然这非常不科学。那么,与其暗中猜疑妻子不忠,不如依靠现代技术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消除夫妻双方的误会。从这个角度来说,亲子鉴定对婚姻关系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亲子鉴定的普及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来做亲子鉴定的人连年攀升,也是对正常生活的一种颠覆。它的普及是家庭关系不稳定的一个写照,同时是夫妻信任度降低的体现。”




来源: 常州婚姻家事律师  


沈艳——常州婚姻家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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