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北京市公安局在落实“随父落户”政策过程中要求对未婚先孕者所生子女做“亲子鉴定”的内部规定，有人撰文认为公安机关将“亲子鉴定”作为认定的证据，“显然违背了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而“随意剥夺非婚生子女的‘随父落户权’”，是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南方都市报》8月25日）。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首先，北京市公安部门要求未婚先孕者要做“亲子鉴定”的内部规定，并非针对非婚生子女，而是另有目的 ——防止有人混水摸鱼，将他人子女冒充自己“未婚先孕”的私生子女入户。就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况而言，城市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户口有着怎样的诱惑力可想而知；而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一个生育过的女人再婚时会遇到很多障碍，而男人却相对容易得多；这就很难避免有人在利益诱惑下钻政策的空子——出租自己的 “父亲”身份，为他人违规办理“随父落户”。北京市公安局的规定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只要进行“亲子鉴定”的是正规的机构，其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就能够得到保障。 dna“亲子鉴定”作为一种遗传学方法已经完全成熟，并在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方面广泛应用，为何不能将其应用于民事领域呢？
对于婚生子女，有关部门已通过相关法律文书（如出生证、户口本）予以认定，而对于非婚生子女，有关部门凭什么认定，仅凭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吗？进行“亲子鉴定”，并不是强制不强制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提交证据的问题。至于说“随意剥夺非婚生子女的‘随父落户权’”是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就更可笑——只要“亲子鉴定”确认，有关部门就办理入户，何来随意剥夺之说？
北京市公安局的此项规定或许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并不存在“歧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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